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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 古今杂谈
《清平乐》后65年,北宋发生了什么?
华夏经纬网   2020-06-01 09:31:28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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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宋时期,尤其是仁宗年间,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臻于佳境。电视剧《清平乐》中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等人组成的“背诵默写天团”之风采,更是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,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当时,士大夫开明政治的成熟,商业模式的创新,技术发明的奔涌,经济活力的释放,市民文化的勃兴,城市文明的兴盛,思想领域的转型,都标志着中国历史即将开启“赵宋以降之新局面”。

  然而,北宋国势和仁宗政事的另一面,则是钱穆先生指出的“对外之积弱不振”“内部之积贫难疗”。北宋在与辽国、西夏对峙中的弱势被动地位,朝廷财政赤字的逐年增加,正是其积贫积弱的生动例证。

  北宋文明昌盛与积贫积弱并存成一体两面的背后,是变法推力不足导致的进退维谷困境。进,无力开辟新天地;退,无法回到旧局面。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的戛然而止,已经预示了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功败垂成;仁宗朝堂之上党争的此起彼伏,早已预演了此后历史中“新党”“旧党”的水火不容。一阕《清平乐》曲终之际,余音袅袅的却是王朝谢幕的前奏。

  电视剧《清平乐》塑造了一个仰惧天变、俯畏人言,治国如执秤的宋仁宗形象。事实上,仁宗一朝固然是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时期,却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矛盾潜滋暗长、社会;严值氖逼,也是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、对前期祖宗家法进行系统变法的改革窗口已开的时期。

  然而,仁宗君臣如履薄冰,努力保持各种平衡,广开言路却党争不断,殚精竭虑但改革乏力,最终进退失据,错失变法时机,以致仁宗之后短短65年,赵宋王朝就发生了国破家亡的“靖康之耻”。

  祖宗之法

  当仁宗的伯祖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、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赵宋王朝时,接手的是一盘支离破碎的大棋。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59年北宋立国的53年中,中原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,更换八姓十三君,天下更有南唐、北汉等十国并立,是为五代十国。

  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,避免赵宋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,是北宋开国时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但围绕解决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祖宗家法,又成为威胁朝廷长治久安、影响国家持续发展的原因。北宋在仁宗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困境,正在于此。

  太祖面临的开国问题主要有两个:一是重建全国统一,夺回被东北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,压制正在西北崛起的党项政权,重构北部边防线;二是重振中央权威,解决节度使尾大不掉、地方州郡财力过强、军队骄兵跋扈难制等问题。

  太祖首先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等手段收回禁军高级将领兵权,消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,接着按照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基本上平定南方政权,并对北汉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。到太祖去世时,天下一统大局已定。

  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主要原因在于节度使集地方军权、财权、行政权于一身,权力过大,朝廷指挥不灵。为扭转这一局面,太祖通过缩小节度使辖区、派遣中央文臣出任知州等地方官、设置通判牵制知州等,削弱节度使行政权;通过设立转运使,将地方财赋收归中央,削弱节度使财权;通过集精兵于中央、驻重兵于京师、频繁调换节度使等,削弱其兵权。由此,中央权威大幅增强。

  太祖这一系列政策均是针对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,均留有很大的余地:他虽对高级武将防范有加,但并非一概猜忌,尤其是对守边将领相当信任,对他们适度放权,允许他们有辖区财赋的自行支配权和军事上的自行处置权;他虽提倡文治,但一直文武并重,长期致力于加强武备;他虽削弱地方势力,但仍允许节度使拥有一定的权力,“太祖一朝,制沿五季,方镇仍旧”;他虽用在荒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募兵制度来防止百姓聚众造反,但着力提高中央禁军素质,使之成为精锐的“武备之兵”,而非一味扩大军队;他虽重内轻外,对辽国不主动出击,但决不软弱退让,任命李汉超等14名大将沿边构筑了一道防御辽国的严密防线,甚至在辽军主动来犯时打得其大败求和。

  而仁宗祖父宋太宗即位后,将重内轻外改变为守内虚外,将提倡文治更改为重文轻武,将削弱地方发展为强干弱枝,将荒年募兵转换为常年扩军,将太祖为统一天下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改造成基本国策。

  太宗登基后,攻灭北汉,完成统一,但因其急躁冒进,不懂军事又喜欢亲自指挥,致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。与此同时,由于处置失误,西北党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,多次打败宋军。党项还与辽国形成掎角之势,共同对付北宋。辽国对北宋威胁最大,党项对北宋疲困最甚。太祖留下的精兵猛将消耗殆尽,太宗无能为力,只得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。北宋由此走上积弱不武之路,时人称之为“(北宋)一身二(辽国、党项)疾,不可并治”。

  太宗是五代以来第一个非武将出身的皇帝,他“欲兴文教,抑武事”,重用文臣,抑制武将,北伐燕云失败后更是如此。太宗直接控制前线将领,甚至要求他们按照自己预授的阵图行军布阵,还用宦官监军。他大肆募兵扩军,但武将地位下降,军队士气低落,几成乌合之众。边将普遍受到猜忌,太祖手下能征善战的御边14将全部被撤换清洗,太祖给边将的各种临机处置权也被一一收回。太祖苦心构筑的北部国防线,被太宗戳得千疮百孔。

  在强干弱枝方面,太宗更是不遗余力,扩大转运使职权,全面废除节度使兼掌治所附近若干州即“支郡”的权力,将州统一收归中央直辖,正式确立路、州、县三级体制。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,但也矫枉过正,抑制了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和经济活力,使得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环卫中央。一旦外敌入侵,地方无法组织起足够有效的抵抗力量,如若外敌长驱直入直捣京师,地方必定因为失去主心骨而成一盘散沙,被各个击破。北宋后来的灭亡进程,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。

  太宗建立的守内虚外、重文轻武、强干弱枝等制度规范,被后继者们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。太宗时期,政治相对清明,这些制度规范的弊端还未充分暴露。其子真宗即仁宗父皇即位后,墨守成规,因循守旧,对祖宗家法一概恪守,朝廷死气沉沉。文臣地位继续提高,武将地位更加下降。强干弱枝政策进一步发展,不少州郡兵器缺乏,甚至只有十来名老弱残兵,真宗还强调“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,须防之于渐”。

  在对外上,真宗患有“深度恐辽症”,从太宗时期的消极防御转向主动求和。结果求和不成,反倒引来辽军大举南下,被迫签订“澶渊之盟”,每年赠送辽国“岁币”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。不久,真宗又在西北与党项议和。边境恢复安定,虽有利于北宋展开对辽国、党项的经济竞争,但其在国防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。

  更严重的问题是“冗官”“冗兵”“冗费”引发的财政;。因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导致的官职增多,加上授予官员子弟亲属官位的恩荫制度等大行其道,北宋官员从太祖时期的三五千人,猛增到真宗年间的一万多人,一年俸禄开支就达9785万贯(宋朝1贯为770文——编者注)。军队总数从太祖时期的37万增加到91万,禁军就有43万,军费开支巨大,“六分之财,兵占其五”。真宗还大搞神道设教,通过东封泰山、西祀汾阴,粉饰太平,各种盛大仪式几乎把太祖、太宗留下的家底耗光,“内之蓄藏,稍已空尽”。这样,到仁宗即位之时,北宋已经陷入到深刻的;。

  仁宗之政

  仁宗登基时年仅13岁,刘太后临朝听政。她颇有政治才干,但晚年重用外戚宦官,政治上倾向于保守,一切以祖宗成宪为依归,一些大臣的改革主张受到压制。仁宗长大后,围绕着太后垂帘还是仁宗亲政,朝廷官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,强烈要求刘太后卷帘还政的范仲淹等变法大臣被调离开封。

  明道二年(1033)三月,65岁的刘太后病逝,25岁的仁宗亲政,将范仲淹调回朝廷任职台谏,并欣然接受其提出的八条变法建议。当时政治上颇为保守的宰相吕夷简也建议革除八项积弊,朝廷君臣均颇有振衰起弊之意。

  然而不久,仁宗得知其生母并非刘太后而是李妃,即《清平乐》中李顺容后,大为恼火;加上前期的权力之争,遂要废黜刘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郭氏。吕夷简因与郭后有私怨,积极赞同废黜郭后。而范仲淹等人反对废后,甚至聚众要硬闯宫门,当面建言。仁宗大怒,将范仲淹外放浙江睦州。

  景佑二年(1035)十月,仁宗将范仲淹调回,权知开封府。范仲淹推行新政,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第二年五月,因吕夷简大肆任用亲信,范仲淹向仁宗呈上《百官图》,把吕夷简任用亲信情况标注图中,揭发其徇私舞弊;吕夷简则攻击范仲淹迂阔,有名无实。范仲淹劝谏仁宗防止宰相专权;吕夷简则给范仲淹扣上越职言事、结党营私、离间君臣几项罪名。由于仁宗对吕夷简言无不听,范仲淹又被赶到江西饶州。仁宗初年的变法还未启动,就因党争胎死腹中。

  正当北宋朝臣陷入朋党之争,将变法大业抛掷一边时,西北边防骤然告急。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,公开称帝,并进攻北宋边境。宋军不堪一击,连续败于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。仁宗调范仲淹、韩琦等人到前线后,才勉强稳住阵脚。后因西夏支撑不起长期战争消耗,庆历三年(1043)春,双方开始议和。在宋夏开战期间,辽国声言南下,北宋被迫每年增加“岁币”银10万两、绢10万匹,史称“庆历增币”。

  北宋在西夏战争中的失利,撕破了歌舞升平的假象,社会;┞段抟。当时军队总数增加到125.9万,财政赤字每年在300万贯以上,各项税收大幅增加,“贫弱之民困于赋敛”。为弥补财政亏空,朝廷大量制造发行劣质钱币,货币发行量从太宗时的每年50万贯,增加到仁宗年间的300万贯,增幅达6倍;醣冶嶂,物价大幅上涨,米价从宋初的每石190文,上涨到2902文,涨幅达15倍多。百姓揭竿而起,起义此起彼伏。

  面对空前严重的;,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变法,仁宗也清醒认识到变法迫在眉睫。庆历三年上半年,吕夷简被解除宰相职务。八月,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,韩琦、富弼先后出任枢密副使,主持变法的领导层形成。求治心切的仁宗召开天章阁会议,督促与会的范仲淹等人尽快拿出变法方案。范仲淹劝仁宗不可急于一时,“革弊于久安,非朝夕可能”。九月左右,韩琦提出急需变革的八项政策和革除的七项弊事,富弼上安边十三策和当世之务十余条。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提出的明黜置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十项措施,则成为变法的施政纲领,是为“庆历新政”。

  范仲淹的十项变法措施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,即整顿吏治、加强武备、发展经济。但范仲淹主要着意之处在吏治方面,关于武备和经济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。因此“庆历新政”可以说是一次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变法。

  范仲淹推行的变法新政主要有:加强对地方官的按察,将年老无才、贪污渎职的官员一概罢免,范仲淹经常亲自在名单簿上将不合格官员一笔勾销,富弼劝他“一笔勾之甚易,焉知一家哭”,范仲淹不为所动,“一家哭,何如一路哭耶”。改革磨勘即对官员的定期考察制度,当时官员升迁论资排辈,文官三年一迁,武官五年一升;范仲淹颁布新法,延长升迁期限,严格考核办法,政绩卓著者方可破格升迁。改革恩荫制度,缩小恩荫范围,限制恩荫对象,令其通过吏部考试方可授官。改革科举制度,改变科举重诗赋轻策论的倾向;兴办学校,将科举与教育结合起来。裁并州县,以减少官员人数,减轻百姓负担。

  “庆历新政”的主要措施,剑剑指向官僚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。很快,因变法派反对而丢掉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等高官因利益受损,遂对范仲淹等人群起而攻之,给他们安上朋党的罪名。仁宗起初不信,后有所怀疑,就在庆历四年(1044)四月间,亲口问范仲淹是否结党。没想到范仲淹一口承认,“自古以来,邪正在朝,未尝不各为一党,不可禁也”,明确无误地告诉仁宗他们必须结党才能推行变法。范仲淹的好友兼同盟者欧阳修更是写下《朋党论》,将士大夫分为“君子之党”和“小人之党”,论证君子结党合理性,将他和范仲淹等同道者自封为“君子之党”,表示要退小人之党、进君子之党。欧阳修、范仲淹此举甚误,不仅将自己局限在小圈子中,更是触动了仁宗头脑中绷得很紧的大臣结党威胁皇权那根弦。

  庆历四年六月,夏竦诬陷富弼、范仲淹企图谋反。仁宗虽然不信,但也让范仲淹、富弼在保留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职务的同时,外出到陕西、河东和河北宣抚巡视!扒炖抡笨共坏10个月,就因领导核心被打压而陷入僵局。十一月,御史中丞王拱辰又因私人恩怨,诬陷范仲淹、富弼提拔的苏舜钦等变法新锐写诗诽谤周公、孔子,是为大不敬。仁宗不但将苏舜钦等人罢官贬职,还明白下诏禁止百官结为朋党,禁止文人乱发议论,这些都是针对范仲淹及其所谓“君子之党”。

  庆历四年十二月,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,西北边防燃眉之急缓解,各地农民起义又渐次平息。倒逼变法的内忧外患压力减轻,仁宗失去变法动力,又把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;纪律已定,物有其!钡淖孀诩曳ㄅ踉谑稚,同时惧怕变法派结党妨碍他掌控朝政全局,遂于庆历五年(1045)正月解除范仲淹的参知政事、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;二月,仁宗下诏废除磨勘新法和恩荫新法;三月,废除科举新法!扒炖抡敝链诵嫫撇,仁宗“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”,一切几乎完全恢复原状。

  志气消磨的仁宗在与西夏议和、停止“庆历新政”后,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承平气象。仅仅两年,庆历七年(1047)十一月,河北爆发王则起义,打出了“破赵”推翻朝廷的旗号。参知政事文彦博亲自到前线督战,才勉强把起义平定。仁宗再次祭出变法的大旗,于庆历八年(1048)三月下诏承认朝政不善,时局艰难,要求大臣提出重启变法的建议。鉴于仁宗之前对变法大臣范仲淹等人先用后废的态度,大臣们心有余悸,应者寥寥。

  皇佑元年(1049)四月,广西爆发侬智高起义,波及两广,起义军攻占南宁,围攻广州,极大刺激了当朝群臣。朝廷上下要求变法的呼声再度高涨,文彦博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包拯等“世之名士;挤ㄖ槐洹。他们尽管思路各不相同,主张不尽一致,但均要求变法,都向仁宗提出过相关变法建议。

  已经升任宰相的文彦博建议裁减军队,减轻财政压力;视釉(1049)冬天,仁宗采纳文彦博之策,在陕西裁退老弱兵士3.5万人,节省财政开支245万贯,此后河北、河东等路也相继裁撤4.5万军队。

  嘉佑三年(1058),入朝担任财经职务的度支判官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,大声疾呼“方今之急在于人才”,而当下之患则是“不知法度”和“治财无道”,主张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,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”。凭此万言书,王安石名动京师。但因侬智高起义已于至和二年(1055)被狄青平定,仁宗恢复故态,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总体变法方案。

  嘉佑六年(1061)七月,任职台谏的司马光向仁宗上了三道变法劄子,希望仁宗善恶分明,不要一味和稀泥追求所谓“仁君”之名,要“善无微而不录,恶无细而不诛”,对官员“用其可用,祗其可祗,刑其可刑”,指出“当今国家之患,在于士卒不精”,要求改革军队,精兵备战。仁宗将司马光的建议交相关部门处理,但没有督办,以致没有下文。包拯也提出过严格科举、淘汰冗官、裁减冗兵、停止募兵等变法建议,也没有得到仁宗回应,最终不了了之。

  就这样,到了仁宗后期,由于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,加上之后大臣变法建议大多没有被仁宗采纳实行,使得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,反而愈演愈烈。官员达到两万多人,军队数量继续增加,后宫嫔妃又以千计,财政;徊郊由,以致苏辙在嘉佑六年(1061)八月将当时形势描绘为“海内穷困,生民怨苦”。一年半后,嘉佑八年(1063)三月,54岁的仁宗因病驾崩,变法的接力棒只能击鼓传花地交到后人手中。

  靖康之耻

  因仁宗诸子都先后夭折,养子英宗继承皇位。垂帘听政的仁宗皇后曹太后面对危如累卵、险象环生的形势,只图维持局面,不肯革除积弊,强调祖宗之法不宜更改。英宗亲政后,“有性气,要改作”,力图变旧图新,着手去冗官、裁冗兵,再次改革磨勘和恩荫制度。但还没来得及实施,司马光等台谏官和欧阳修、韩琦等执政大臣,就因是否追尊英宗生父为皇帝,而陷入意气之争。两派官员激烈斗争,相互倾轧,根本无暇变法之事。英宗的变法理想化为泡影,各种积弊愈发严重。治平二年(1065),朝廷财政赤字超过1570万贯。

  治平四年(1067)正月,在位仅五年、亲政只四年的英宗36岁英年早逝,20岁的长子神宗即位。血气方刚的神宗“不治宫室,不事游幸,励精图治,将大有为”,但当年领导过“庆历新政”的宰相富弼虽老成稳重,却锐气大减,神宗只能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。

  熙宁二年(1069)二月,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启动变法,次年十二月又拜其为宰相。由于王安石早已负大名于天下,当时天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,都认为王安石不起则已,起则可立致太平。王安石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流俗之言不足恤”的精神大刀阔斧破旧立新,设立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等变法机构,破格提拔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等“新进少年”,强力推行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雇役法、市易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马法、保甲法、太学三舍法等理财、强兵、育才新法。

  由于新法推行过速,没有考虑到南北经济社会差异,在大幅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了朝政混乱,司马光等人开始予以反对。但司马光及其支持者只是具体地反对新法,而非全盘地抵制变法。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,都要求对社会积弊进行改革,只不过一个主张温补、一个主张猛治,一个稳健一个激进。司马光等人认为积弊不可顿革,变法不可速成,是有道理的,不能视为守旧。王安石亦言,“缓而图之,则为大利;急而成之,则为大害”,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却是操之过急,欲速而不达。

  然而,王安石、司马光都有宋代士大夫党同伐异的积习,尤其是王安石,非常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团结持不同政见的官员,以致反对势力越来越大,在世的仁宗皇后曹太皇太后和英宗皇后高太后都加入反对阵营。围绕变法展开的两党之争愈演愈烈,就在变法派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争斗不已。王安石被迫罢相,变法功败垂成。神宗又因为对西夏的永乐城大败抑郁成疾,于元丰八年(1085)三月郁郁而终,十岁的六子哲宗即位。

  哲宗登基之初,由英宗皇后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,任用已经拜相的司马光将王安石新法全部废除。元丰九年(1086)四月,王安石在对新法尽废的失望痛心中落寞去世;九月,司马光因废新法用力过猛,也积劳成疾过世。这之后,北宋在变法问题上就开启了“翻烧饼”一般的折腾进程。

  哲宗亲政后,因对高太皇太后揽权的不满,再次起用变法派官员,恢复王安石变法各种措施。元符三年(1100),25岁的哲宗病逝,由于膝下无子,18岁的宗室赵佶继承大统,是为徽宗。神宗皇后向太皇太后垂帘,大肆打压变法官员,废除变法措施。向太皇太后撤帘还政后,徽宗以继承神宗变法事业自居,政策再次180度转向。神宗时期拥护王安石行新法、高太皇太后垂帘投靠司马光废新法、哲宗亲政再倡新法的投机政客蔡京任相,以恢复新法为名大行敛财之实,和徽宗一起将宋朝政治推向灾难。百姓不堪搜刮,北方宋江、江南方腊先后举兵起义。

  徽宗君臣刚费尽全力将起义平定,又在女真金国迅速崛起的大变局之下,外交决策失误。北宋先联金灭辽,又不修内政军备,终于在靖康二年(1127)被女真灭国,是为“靖康之耻”。

  从北宋后来的历史看,仁宗时期显然是对祖宗家法进行系统改革的最佳窗口期。当时与辽国、西夏的议和,使得边境基本稳定;国内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,但都被控制在局部地区,全国范围基本升平;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大臣均处于政治思想成熟、身体素质强健,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阶段。但仁宗只把变法当成应急之策,而非基本国策,只是在压力来临之时头疼医头、脚痛医脚,无能也无力更无心去彻底变革祖宗家法,只能留下仁厚之名,而无中兴之业。

  仁宗年间乃至整个北宋时期,朝堂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绝对保守派,几乎所有力量都主张进行变法,只不过变法的方向和力度不同而已。但北宋迟迟没能凝聚变法共识,集结朝臣智慧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变法,反而陷入一波又一波的党争之中,承平时期改革乏力,;卤浞ㄊ,屡屡错过变法窗口期,最终滑向土崩瓦解的“靖康之耻”。(吴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)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 

 

责任编辑:虞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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